外科醫生：刀起刀落，你要深思熟慮
| 來源： 南方日報 | 時間： 2012-08-31 10:16 |  新華微博 |  |  |  |  |
中山一院王深明院長親自操刀，帶領團隊圓滿完成手術。曾強 攝
24歲的小柯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器官移植科的病房中醒來時，一切已塵埃落定。十幾個小時前，她和父親被推進手術室，接受了活體肝移植手術。隨後，小柯體內被植入父親2/3的肝臟，昏迷7天的她終于得救。
這讓兩位手術主刀醫生，中山一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何曉順和朱曉峰教授長出了一口氣。像他們這樣的外科醫生，被譽為“床邊上帝”。無影燈下，他們全副武裝，爭分奪秒，與時間賽跑，與死神較量。然而，生死一線，手術成功可贏得掌聲讚譽；而一旦失敗，迎接他們的是難以想象的巨大壓力。
在醫患關係如此緊張的今天，高難度手術是做還是不做？手術過程中出現險情該如何抉擇？兩個月來，南方日報記者幾進幾出中山一院神經外科、胃腸外科、血管外科和器官移植科等手術難度係數最高的幾個手術室，記錄外科醫生手術臺上的生死抉擇。
手術室是生死搏鬥最為激烈的地方，很多時候是在用百分百的努力，去爭取百分之一的希望。
搏一搏闖手術禁區救一命
手術難度很大，病人病情這麼嚴重，姑息治療家屬也能接受，但有時候必須搏一搏，而且必須有底氣去搏
從業30年，神經外科首席專家黃正松教授覺得每搶救一條生命，就是打一仗，“手術室是生死搏鬥最為激烈的地方，很多時候是在用百分百的努力，去爭取百分之一的希望。”
最近，黃正松就遇到一個非常棘手的病人，54歲的陳霞。
“後腦勺痛了3個月了！”陪同母親輾轉找到黃正松時，張子立神情焦灼。黃正松仔細看了看眼前這位女病人，她連路都走不穩，隨時要暈倒，表情非常痛苦。
經過檢查，黃正松發現纏上陳霞的是腦幹延髓巨大血管母細胞瘤。
“血管母細胞瘤為顱內常見腫瘤，並供血非常豐富，由于延髓特殊的解剖位置，因此手術的難度和風險極高，向來是神經外科領域公認的高難度手術，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手術的禁區。”黃正松語速不快，但開門見山。
“失敗的可能性多大？”張子立追問。
“手術風險大概在30%左右，其中3%的可能導致死亡，27%的幾率出現其他並發症，比如昏迷、植物人、偏癱……”
“得花多少錢？”
“如果順利，花費還可能控制。一旦出現問題，費用就成為‘無底洞’，維持呼吸靠呼吸機，維持血壓靠藥物，如果住進ICU，可能一天花費上萬元。”
張子立提出要考慮一天。而這一天，黃正松也在進行思想鬥爭：“手術難度很大，如果不做，病人病情這麼嚴重，姑息治療家屬也能接受。但有時候必須搏一搏。而且，必須有底氣去搏，畢竟30%的風險率是統計學數據，但對單個病人而言，只有成功和失敗。”
次日，張子立在手術同意書上簽了字。手術當天，全家人的心都被提到嗓子眼。手術室外，張子立來回踱步；手術室內，黃正松打開了陳霞的腦顱……再與陳霞家屬會面時，已是7小時後，黃正松帶來好消息：手術成功了。
為患者冒險一搏的故事每天都在手術室裏發生。
上個月，28歲的王軍頂著巨大的腹腔腫瘤到胃腸外科求醫。該科主任何裕隆教授發現，腫瘤已生長到腎臟、輸尿管、生殖器乃至大腿根部的位置，直徑足足有20多厘米。專家們決定為年輕的生命搏一搏，千辛萬苦把腫瘤切除幹凈，也沒傷及任何血管、神經，避免了他落下殘疾。
緩一緩技術逞強害人害己
外科醫生要敢闖敢試，但必須力所能及，魯莽逞強，只會害人害己，技術沒到火候，手術堅決不能做
在醫院呆一段時間，記者發現了這樣的規律：說話爽直、大步走路的很可能是外科醫生；如果再加上睡前要吃7顆助眠藥這一信息，這個答案將更加肯定；碰巧這個人一聽到手術就來勁，便八九不離十了。
上完一臺手術，緊接著投入下一場生命搶救戰，被稱為“接臺”，這樣的事每天都發生。所以有人說，外科醫生執刀便興奮，都長著一張“戰鬥臉”。“其實，外科醫生並非‘手術狂’，可做可不做的手術堅決不做，術前也有嚴格的準備程序，與病人家屬進行談話就是其中的重要環節。”中山一院院長、血管外科首席專家王深明說。
“外科醫生技術再高超，在面對高風險手術的時候，往往還要在病人家屬那借個‘膽’才敢放手一搏，家屬的理解和支持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。”王深明坦言。
那一天，他接診了一位60多歲的老人李偉信，一名腹主動脈瘤患者。王深明本想為老人搏一搏，“瘤子好比在李偉信體內的不定時炸彈，不知道何時會爆炸，而一旦破裂，短短幾分鐘內就可要了他的命。”
想到要動刀，李偉信很遲疑，畢竟自己一把年紀了，受不住開膛破肚。
“如果不做手術，我能活多久？”他這樣問王深明。
“很難說，因為你不知道瘤子何時破裂，一旦破裂就晚了！”王深明實話實說。
心存僥幸的李偉信最後仍沒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。最近，他在一次外出時瘤子破裂，當王深明接到消息趕過去時，為時已晚。
“一直以來，實施手術都要建立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礎上，尤其是在醫患關係緊張的今天，若患者或家屬不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，我們是不會輕舉妄動的。畢竟，手術有失敗的可能性。”王深明說。
面對李偉信這樣的病人，是醫生想做而不能做；但有時候，有的手術是堅決不能做，黃正松便經歷過這樣的事情。
大概1個月前，他被請到某地方醫院“救火”。患者羅星宇是一名30多歲的男性，腦動靜脈畸形，血管亂成一團，有3%的可能會爆裂，導致死亡。
一趕到現場，黃正松迅速做了一期介入手術，清除了50%-60%的畸形團，患者症狀得到緩解。在等待實施二次手術過程中，某天淩晨3點，黃的手機急促響起。“患者出現了嘔吐、頭痛甚至偏癱症狀，您趕緊來看看！”電話那頭的年輕醫生非常焦急。
黃正松的直覺是：有人給他實施了二次介入清理手術，但把血管打爆了！到現場後，羅星宇的症狀印證了他的想法：當地一位年輕醫生給他實施了第二次介入手術，但由于插管失誤，導致出血，患者生命岌岌可危。黃正松臨危受命，好不容易保住了羅星宇的性命，卻無法扭轉因此落下的肢體殘疾和行動障礙。
黃正松是博士生導師，最近給學生上課，他加上了這一案例，“外科醫生要敢闖敢試，但必須力所能及。魯莽逞強，只會害人害己。自己技術沒到火候，手術堅決不能做！”
做不做手術臺上險象頻生
活體器官移植手術時，醫生承擔著來自供體和受體的雙重壓力，每一刀都要深思熟慮
術前和病人“約法三章”，要真動起刀來有時也是進退維谷。手術臺上，隨時可能遇到險情。“接下來做不做，很糾結！”朱曉峰說，這種情況在器官移植科十分常見，尤其在進行活體器官移植手術時，醫生承擔的往往是來自供體和受體的雙重壓力。
出院已有一小段日子，但朱曉峰還常念叨著老柯和小柯這對父女。
被轉到中山一院時，剛大學畢業的24歲女孩小柯已發病一個月，頭暈、發熱、全身染黃，被診斷為“急性肝功能衰竭”。
術前，她足足昏迷了七天，生命垂危，移植是唯一辦法，卻沒有肝源。朱曉峰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“患者病情容不得一絲拖延，要考慮進行同種活體肝移植。”緊急關頭，小柯的55歲父親毅然提出捐獻一半肝臟救治女兒。經過檢查，父親的肝臟完全符合女兒的需求。
朱曉峰反復想一個問題：同種活體肝臟移植手術必須同時保證供體和受體的安全，供體捐出的肝臟既要滿足挽救患者生命需求，又要保證余下的肝臟能夠維持供體的生命健康，難度很大，究竟該怎麼做？
病房內，昏迷中的小柯，每天都與死神擦肩，朱曉峰不得不“打一場硬仗”。
手術從下午開始做，朱曉峰和其他專家戴上沉沉的放大鏡，小心翼翼下刀：切多了，救了小柯害了老柯，切少了，救不了小柯；沒切好，會對老柯身體造成傷害。該怎麼往下做？
十多個小時過去了，醫生們始終沒有離開過手術臺，每一刀都要深思熟慮，最終順利切下老柯66%的肝臟，並移植到小柯體內。
小柯醒來後才知道父親給她捐肝，百感交集。而此時，熬過這一戰的朱曉峰才如釋重負。
這還不是最長的一次手術。中山一院副院長、器官移植中心首席專家何曉順曾在手術臺前足足站了23小時。
移植受體是46歲的晚期肝癌患者柳林，捐肝者是他的侄子柳子梁，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。活體肝移植手術，原則上要嚴控出血，可何曉順一下刀，柳子梁便血流不止，肝臟切到了不到1/10，醫生們已滿頭大汗，不知道該怎麼往下走。
在此過程中，醫生們發現柳子梁患有脂肪肝，但由于他的症狀隱蔽而特殊，術前根本查不出來。可此時，等待移植的柳林已經被打了麻醉，而且，移植是他的唯一希望，但柳子梁的手術又卡殼了，若再出血很可能危及供體的器官甚至生命。
做還是不做？經過極短暫的忙亂，手術室馬上平靜下來。何曉順等幾位專家商量後，一致決定不管用多長時間，耗費多大精力，一定要把手術做下來，“更耐心一點，更慢一點。”
此後，每分每秒都是煎熬，醫生們小心翼翼找著下刀點，花費了比正常手術多一倍的時間，終于切下柳子梁一半肝臟，移植到了柳林身上。
擦著汗，何曉順終于露出輕松的神色，“做這手術，命都短了三個月啊，好歹救過來了！”回到家，他猛猛補了一覺，隨後又投入到下一臺手術中。
（應被訪者及家屬要求，文中陳霞、張子立、王軍、李偉信、羅星宇、柳林、柳子梁均為化名）（記者 曹斯 實習生 卞德龍 鐘國欣 通訊員 李紹斌 彭福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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